作者: BegümBurak
土耳其的外交政策由于内部和外部因素发生重大变化。本文旨在从历史的角度分析土耳其的外交政策。在此过程中，还将考虑政治文化，外交政策问题中的决策过程以及外交政策决定因素的结构。
本文旨在分析土耳其外交政策的转变与内部历史发展和外部动力的直接相关因素。因此，本文的主要目的是为土耳其外交政策的历史渊源及其与全球主要发展的相互作用提供一个描述性框架。遵循此目的，首先将对正在研究的主题进行一些概念上的定义。然后，将介绍土耳其外交政策的历史分析。最后，将分析AK党时代，并特别强调叙利亚战争，因为这场战争对土耳其与俄罗斯的关系，美国和土耳其在中东地区的势力范围都具有重要影响。
概念上的考虑
概念不能认为脱离了它们出现的历史背景。从这个意义上讲，建立一个概念框架对于监测土耳其外交政策的主导语言意义重大。
-对外政策
在国际关系文献中，外交政策通常被定义为“国际关系中由独立行为者（通常是国家）进行的官方对外关系的总和”。土耳其的地缘政治地位是形成土耳其外交政策的重要因素。土耳其处于三个关键地区的交汇处：巴尔干，里海地区和中东。这使土耳其的外交政策对欧洲和美国都具有价值。
政治文化
政治文化可以定义为一组具有政治后果的广泛共享的基本信念。行动不能仅仅解释为外部情况的结果，而是文化学习在塑造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方面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Inglehart，1990）。各国有自己的政治文化。国家精英受到民族意识形态和对世界事务思考的信念的影响。土耳其具有从奥斯曼帝国继承的强大官僚国家传统，这为在外交政策问题上以国家为中心的方法铺平了道路。
轴移位
当一个国家改变其政策并与现有联盟破裂并加入其他联盟系统时，就会发生轴心转移。（Yeşiltaş，Balcı，2013：29）。在土耳其语中，轴心移动被定义为土耳其通过打破与西方世界的联系来加强与东方的联系。该术语指的是2000年代前十年的最后一个季度土耳其外交政策的总体趋势。
-与邻居零问题的政策
与邻居零问题的政策是使与邻居之间存在的问题最小化的方法（Aras，2009：6）。
这项政策一直是AK党时代土耳其外交政策的最重要动力之一。该政策具有六个特征：i）人人享有平等的安全，ii）高水平的政治合作，iii）了解安全，稳定与发展之间的关系，iv）经济一体化v）高水平的区域意识，以及vi ）以尊重的方式并存（Zentürk，2010）。
-软实力
当外交政策建立在文化，经济相互依存，历史联系和外交基础上时，就会存在软实力。该概念被定义为“通过说服他人来获得想要的东西”，通过“说服”其他国家奉行公平和有说服力的政策来表示土耳其的外交政策。根据2009年至2014年担任外交部长的Ahmet Davutoglu的说法，软实力一直是土耳其外交政策的主要工具。（Kısacık，2012年）
-人道主义外交
人道主义外交意味着说服决策者在执行外交政策时尊重人权。土耳其在2011年饥荒最严重的时候在索马里进行了人道主义外交。此外，当土耳其在叙利亚内战爆发后开始收容叙利亚难民时，土耳其的外交政策制定者强调人道主义外交是土耳其外交政策的一部分（耶希尔塔什和巴尔奇， 2013：22）。
-主动外交
采取积极外交手段解决所有危机并发展与其他国家的良好关系。
-积极的外交政策
该政策不是适应国际体系内的事态发展，而是要求直接参与这些事态发展。拥有积极的外交政策可以被视为继续保持土耳其外交政策积极性的前提（Yeşiltaş和Balcı，2013：19）。
-新奥斯曼主义
新奥斯曼主义外交政策方法的设计者是艾哈迈德·达武古托（Ahmet Davutoglu）。可以将新奥斯曼帝国的战略定义为类似于英国及其前殖民地的英联邦，即在土耳其的领导下在前奥斯曼帝国领土上建立一个奥斯曼帝国国家（引用于阿克萨，2014年）。
– 战略深度
战略深度主要基于Davutoglu对土耳其在国际舞台上地位的分析。达沃古鲁在2001年9月首次发表的题为“战略深度：土耳其的国际地位”的工作中收集了他的论点。战略深度一直是理解土耳其外交政策远景动态的主要参考书。
-文明联盟
文明联盟倡议的出现是对文明论题冲突的一种反应。文明联盟倡议是建立在不同文明可以共同努力的思想之上的。这个想法是在2005年联合国提出的，由西班牙和土耳其共同领导。该联盟曾在2004年至2006年的外交政策议程中存在，但在土耳其的外交政策中却失去了优先地位。（Balcı，2009年）
共和初期的土耳其外交政策
在奥斯曼帝国时代晚期，西方世界被视为通过引入改革运动来振兴帝国治国的典范。现代土耳其的创始人Mustafa Kemal Ataturk进一步接受了这种模式。共和时代早期是指1923年至1946年之间的时期-多党制时期的开始。–时光的主要特征是面向西方的外交政策举措和与东方建立良好关系的特征。用Ataturk的话说得很清楚：“家庭和平，世界和平”。
1920年代见证了《洛桑和平条约》尚未完全解决的问题。第一个要处理的问题是摩苏尔案。谈判于1926年重新开始，并于1926年6月5日签署了一项协议。该协议为与英国和其他西方列强和解奠定了基础。另一个重要问题是与希腊的人口交换。1930年，希腊与希腊达成协议，最终解决了这一问题（Kısacık，2012年）。
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意大利是土耳其的主要威胁。在这些年中，土耳其采取了步骤，以建立联盟和伙伴关系，即在1932年加入国际联盟，1934年形成《巴尔干条约》，1936年签署《蒙特勒海峡条约》，1937年形成《萨达巴德条约》以及1939年与英国和法国签署了针对苏联的三方联合条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土耳其一直保持中立状态，直到战争接近尾声，并最终加入战争，成为联合国的创始成员。
冷战年代的土耳其外交政策
众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政治具有两极性质，其特征是美国和苏联占主导地位。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竞争时期在1947年和1991年之间形成了国际体系。土耳其加入了西方集团及其体制结构（1949年欧洲理事会，1952年北约）。1959年土耳其对欧洲经济共同体的适用以及1963年以正式会员资格为目标的协会协议的签署，可以看作是安卡拉为融入每个西方机构所做的努力（Hale，2000年）。
除了冷战政治之外，在冷战时代，还有其他一些重要的事态发展影响着土耳其的外交政策。这些事态发展之一是塞浦路斯问题。1974年7月20日土耳其的军事干预阻止了土族塞人的丧命，也阻止了该岛被希腊吞并（Türkmen，2005：78）。另一方面，苏联入侵阿富汗，霍梅尼（Khomeini）在伊朗的上台以及1980年开始并持续到1988年的伊伊拉克战争，在美国看来，都进一步增加了土耳其的重要性。
1990年代的土耳其外交政策
冷战后时期意味着国际体系中所有参与者的重大变化，土耳其也不例外。应当指出，在冷战后时期，土耳其的主要外交政策观点继续以美国和北约为中心。1990年代见证了土耳其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动态的重大转变。与美国的里根和英国的撒切尔相似，图尔古特·厄扎尔时代为土耳其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出现铺平了道路。在外交政策方面，土耳其在1990年代采用了多边外交关系。土耳其与欧洲的关系也在发生重大变化。1987年，土耳其申请加入欧洲共同体。在1999年赫尔辛基首脑会议上，欧盟决定接受土耳其为正式加入欧盟的候选国。
在厄扎尔时代，以安全为导向的外交政策转变为以经济为导向的政策。在制定土耳其的外交政策时，尤其是在中东，经济势在必行。但是，1990年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入侵使土耳其采取了更加积极的外交政策。
AK党统治下土耳其外交政策的主要动态（2002-2011）
在埃尔多安（Recep TayyipErdoğan）领导下的AK党于2002年上台执政。这是自1991年祖国党丧失多数席位以来的第一个单党政府。在AK党统治的头几年，外交政策目标定义不清除了对加入欧盟的承诺以外，没有明确的观点。在这些年中，诸如9/11恐怖袭击以及阿富汗和伊拉克占领等重大事态发展决定了外交政策步骤。所有这些事态发展的主要特征是华盛顿旨在改变该地区的目标，而土耳其在这些事态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Kemalist西化项目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2002年前土耳其外交政策的制定。AK党精英在自由化的国际化项目（Yeşiltaş，2018）的背景下对其进行了重新制定。土耳其对外交政策采取了多维方法。实际上，Ahmet Davutoglu首次尝试确定AK党外交政策的原则。据达沃古鲁（Davutoglu）称，土耳其需要制定一项新政策，以便将外交政策问题纳入一个单一的政策制定框架中（Aras，2009：8）。这些年来，达沃古鲁一直是“新奥斯曼主义”原则的设计者，这是外交政策制定的重要组成部分。
可以从双重角度分析2002年至2011年之间的重要发展。第一个观点是关于土耳其与华盛顿的关系，另一个观点是关于土耳其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当时的一个重要事件是“荣誉事件”。在2003年伊拉克入侵之后，土耳其士兵在伊拉克被美军俘虏。这一事件在安卡拉和华盛顿之间造成了重大紧张关系。
在与以色列的关系方面，土耳其已开始对以色列采取更为批评的立场。当时的总理埃尔多安（Recep TayyipErdoğan）严厉批评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待遇，2006年，土耳其成为第一个接待哈马斯流亡领导人哈立德·麦沙尔进行了非正式访问的国家。土耳其还在2007年至2008年之间的以色列和叙利亚之间的和平谈判中发挥了调解作用。
另一方面，当伊朗的核计划在2010年开始主导国际政治辩论时，土耳其偏离了西方导向的外交政策。土耳其支持伊朗的论点，即伊朗的核计划是和平的，旨在在伊朗与其他国家之间寻求中间立场。为了避免潜在的冲突在其边界附近发生。土耳其与巴西和伊朗签署了“核交换协定”，这在当时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Kısacık，2012年）。还应该指出，2000年代见证了土耳其与中东国家关系的加深。约旦，也门，叙利亚，利比亚和黎巴嫩已同意免签证旅行。为此，已与约旦，摩洛哥，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埃及和突尼斯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
叙利亚战争对土耳其外交政策制定的影响（2011年至今）
阿拉伯之春之后，该地区的动荡破坏了土耳其的政治稳定和外交政策偏好。与阿拉伯人的动荡相似，2011年爆发的叙利亚内战在国际体系和土耳其作为邻国的外交政策偏好方面造成了相当大的危机。自2011年以来，土耳其公开支持叙利亚的持不同政见者。实际上，在叙利亚战争期间，土耳其外交政策的亲西方性质变得尤为明显。阿拉伯之春使土耳其改变了“零问题”的政策，并积极参与中东地区。
叙利亚战争增加了土耳其人对叙利亚库尔德人与伊拉克库尔德人和土耳其库尔德人有联系的安全隐患的担忧。在分析2011年后土耳其外交政策进程时，有一些关键事件。其中之一是橄榄枝行动。2018年1月20日，Olive行动分支在叙利亚西北部的Afrin成立。该行动的主要目的是从土耳其的家门口击退民主联盟党（库尔德工人党（PKK）恐怖组织的叙利亚分支）及其武装部门（YPG）（Kasapoğlu和Ülgen，2018年）。
另一个发展是土耳其的军事行动，称为“和平之春”。和平之春行动于2019年10月启动。行动的主要原因是YPG接管北部叙利亚和难民危机。这项军事行动旨在稳定一个“安全区”，以重新安置该国的难民。
土耳其外交政策的另一个重大发展是S-400危机。土耳其购买俄罗斯的S-400防空导弹系统引起了人们对土耳其与北约结盟的质疑。华盛顿对土耳其购买俄罗斯导弹表达了明显的负面意见。简而言之，可以说，叙利亚危机一直是土耳其与该地区美国和俄罗斯关系的重大挑战。
结束语
本文从历史的角度评估了土耳其外交政策的动态和变化。该文章的主要论点是，尽管土耳其是国际政治中的独特角色，但土耳其并没有放弃其面向西方的外交政策。土耳其是同时成为北约，欧洲委员会，伊斯兰合作组织，经合组织和20国集团成员的唯一国家。最近，土耳其扮演了调解人，调解人和仲裁人的角色。根据Stephen Kinzer的观点，世界迫切需要各国履行这种角色。像土耳其一样，没有多少国家能够扮演这一角色。
但是，土耳其必须处理许多外交政策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安卡拉和华盛顿之间的PYD-PKK问题，S-400，土耳其-欧盟关系，叙利亚战争和难民，叙利亚的库尔德工人党等等。此外，土耳其将继续奉行优先考虑中东稳定与逐步变化的区域政策，以防止特朗普政府继续进一步分化。
作者：Begüm Burak – 伊斯坦布尔的独立研究员。2015年，Burak女士获得了博士学位。她的学术主要领域包括土耳其政治，土耳其的军民关系，土耳其的世俗主义讨论，话语分析方法论，媒体-政治关系和政治文化。在2010年至2015年期间，在担任助教期间，她在意大利，英国，波斯尼亚和西班牙从事短期学术活动。在2018年，她成为www.ilkmade.com的创始成员之一。